
1950年深秋的广州上空,阴雨初歇,街头仍残留战火的焦痕。就在这座城市的郊外昆明配资炒股,一名须发斑白的前国民党少将被解放军押解而来,他叫莫雄。负责审查的正是时任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的叶剑英。两人对视的一瞬间,空气里仿佛闪过二十三年前的硝烟——1927年广州起义血战时,他们曾是刀剑相向的敌人。
彼时的叶帅心里并不好受。按照常规,落网的国民党军官若有“剿共”旧案,结局多半是“依法惩处”。然而,就在他准备上报处理意见的前夜,北京中南海发来一份绝密电报。电报只有短短一行字:“莫雄一切罪过饶恕,他是有功之人。”落款,毛泽东。

叶剑英放下电报,久久无语。对方毕竟参与过血战,甚至间接造成过不少红军牺牲,现在却被最高领导人以“有功”称呼,还要求“饶恕”。这是为何?带着疑惑,他传讯莫雄,“我从未想过,有朝一日你我会坐在一张桌子前。”莫雄苦笑,“战场无私怨,时势不同了。”短短一句,把过往纷争尽数埋葬。
时间拉回1934年初夏。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秘密军事会议,德国顾问冯·赛克特献上“铁桶合围”方案,企图用逐点推进的碾压战术将中央红军困死在江西。这一情报若不外泄,八万余红军生死堪忧。参会军官莫雄意识到事态严重,他立刻派心腹项与年连夜启程前往瑞金。为了避人耳目,项与年敲掉了四颗门牙,化身乞丐,沿小道跋涉八百里。抵达后,将图纸与会议记录交给中共中央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当即改变部署,决定实行战略转移,这便是后来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可以说,莫雄的冒险,为红军赢得了生机。
莫雄并非一时冲动。早在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,他就对身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员心生敬佩;而在1929年上海的碰头会里,他与、华克之等人密谈,逐渐认定蒋介石的反共路线是条死胡同。李克农写信劝他以“隐蔽战士”身份继续周旋于国民党高层,“君子不立危墙之下,也不急于脱身,留在对方阵营,更能帮我们。”

1935年,莫雄被调贵州毕节任保安司令。红二、六军团行经当地时,部队哨兵刚一报告,莫雄挥手:“枪口向下,给他们让路。”几十辆骡马车满载伤病员顺利通过。此举很快被上峰察觉,莫雄再次跌落谷底,被以“通共”名义关押五个月。他暗自庆幸命大——毕竟在那个年代,枷锁与枪口往往只隔一张纸。
全面抗战爆发,矛盾转移。莫雄走马上任,成了第四战区北江挺进纵队司令。他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员进入部队,在新兵营开办夜校,传播抗日与革命思想。短短数月,队伍里便悄然成立了中共支部。副司令李灿是地下党员,莫雄心知肚明,却从不刨根问底,只淡淡一句:“救国为重,比什么都大。”
1945年日本投降,中共与国民党再次走到分岔口。莫雄因拒绝参加内战,被排挤、受监视。1948年,他遭暗杀未遂,被迫流亡香港。消息传到解放区,周恩来指示“设法照应”,香港地下党悄悄护送他躲过多次通缉。新中国成立后,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到莫雄,“他的人,我们要接回来,旧账一笔勾销。”
于是有了1950年的那番电报,也有了叶剑英的释怀。莫雄获释后,被安排到广东省人民政府,先后担任文教厅长、政协副主席。工作中,他依旧保持军人作风,说一不二,走路带风。有人抱怨他脾气倔,他却倚着竹藤椅爽朗大笑:“我这辈子只服两个人——孙先生的三民主义,和毛主席的联合战线。”
1956年国庆,莫雄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。毛泽东握住他的手,语调缓慢而坚定:“当年的情报,救了我们许多同志,你的功劳,我们记着。”周围人侧目,才恍然明白这位身着中山装的老人,竟背负如此惊心往事。
值得一提的是,类似故事并非孤例。张治中、傅作义、龙云等人,都在战火缝隙中看见民族大义,与中国共产党形成或暗或明的合作。统战政策之所以能够发挥威力,背靠的正是一种宽阔的历史视野:敌友不是宿命写定,而是可以转化。这一点,在莫雄的经历里得到充分印证。

如果说长征是艰苦卓绝的精神坐标,情报战就是暗处的生命线。中央特科从1927年起屡屡化险为夷,潘汉年、李克农、钱壮飞等人功不可没。然而,一份情报要想落地生根,还离不开像莫雄一样身处敌营、愿为民族存亡而冒死的人。对他们的识别、接触、争取,几乎成为我党在白色恐怖中求生的钥匙。
回到广州,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日常简朴,每天依旧清晨练剑,夜读兵书。他说,这是向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八万红军战友致敬。1980年春末,莫雄病逝,终年七十八岁。葬礼不铺张,却有一排排解放军老兵前来致敬。有人低声念叨:“当年若无莫司令,我们就没有今天。”话语被风吹散,却留在许多人心底。
历史的线条并非泾渭分明。曾经的敌手,也可能在民族大义面前携手前行;看似简单的一份电报,背后是千万条生命的重量。握手那一刻,毛主席与莫雄对视而笑,两位老人都懂:烽火尘埃落定,真正的胜利,是为共同的理想不计前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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